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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繁如:83岁我也要“伺候”孔子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6-01-22  来源:儒商网  作者:南客  浏览次数:177

  儒商讯 第三届济宁年度新闻人物颁奖盛典1月20日下午在济宁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。现场揭晓了济宁市2015年度十大新闻人物、一个年度新闻人物特别奖以及九位提名奖。首次增设的一个年度新闻人物特别奖授予了古稀之年改行开办学校、著书立说、以传播儒学为使命的84岁新加坡籍华裔文化学者曾繁如。

  曾繁如博士是曾子76代裔孙,新加坡著名企业家,文化学者,儒家典籍英文翻译专家。2014年11月被评为“曲阜市荣誉市民”。曾繁如博士始终坚持对华友好,特别对孔子故乡济宁文化事业、经济发展十分关注,并倾注了大量心血和资金。2011年9月,到济宁市进行文化经济合作考察,于2013年投资2亿5千多万元兴建曲阜儒学新院。在曲师大、曲阜师范等设立“曾繁如奖学金”,先后三次向曾子故里——济宁市嘉祥县有关部门捐赠120万元促进儒学研究传播及文化建设。

曾繁如:83岁,我也要“伺候”孔子

  很难想象,一位83岁的老人还对《论语》对儒学这么热情执着!我第一次听朋友介绍曾繁如先生时,心中不禁惊愕:

  一位成功的新加坡船运大亨,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时刻,果断选择卖掉自己的公司,那年他75岁。按常理,75岁早该退休在家,颐养天年,弄孙为乐。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,这位古稀老人却选择了二次创业——到孔子故里曲阜,创办曲阜儒学新院,致力于推广儒家文化的事业。正如他的航运生意曾经遍及诸国,这次他也把视野投向国际,要把儒学推向世界。这位83岁的老人哪来的心力和精力?

曾繁如:83岁,我也要“伺候”孔子

  曾繁如先生(腾讯儒学 南客/摄)

  带着这样的好奇,我们敲开酒店房门,出现在门后的,是位中等身材的老者:一身灰色西装,朴素,得体,毫不张扬,却不失商务人士的干练;丝毫没有霸道总裁的强大气场,而是满面谦和的微笑,缓缓退后,迎我们进门。

  这就是曾繁如,新加坡著名企业家、学者,现任新加坡培拓投资公司董事主席,澳洲邦德大学荣誉博士、东西方文化智囊中心高级院士,中国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,中国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员,浙江大学指导教授,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、硕士生导师,孔子79代嫡孙孔垂长先生特别顾问,至圣孔子基金会发起人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协会顾问,中国曲阜儒学新院院长,并一直致力于中华经典翻译。

  早年他曾在哈佛大学进修高级管理课程,先后从事播音、营销等行业,在航运业卓越有成。从2007年起曾先生专门从事儒学传播事业,出版有《论语新论》、《宗圣曾子》、《哲学翻论》、《中文成语英译》等多部英文论著,多次受邀到浙江大学、澳洲邦德大学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主讲商业管理、国际时事等课程,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欢迎。

  尽管成功,但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曾子七十六代孙的身份,就像他对自己“二次创业”的“总结”一样:“两千多年前,我的先祖曾子就是伺候孔子的。现在,我也要伺候孔子。”在这里,我们跟他聊起儒学,聊起他的“曲阜儒学新院”,聊起他总结的七字“曲阜精神”,聊起新加坡的经济起飞。

  腾讯儒学:曾先生幼年就移民到新加坡,早年学管理,后来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。在您的人生历程当中,您是怎么跟儒学发生关联的?

  曾繁如: 其实我年轻时候虽学过儒学但没有较为深切的理解,我做儒学其实是半路出家——主要靠一些民间的儒学的理念,勤、俭,讲义气,仁义礼智信,我只不过做事很正,这也就符合儒家的思想。

  这些民间理念之中,首先,做事、做生意,勤和俭都是很基本的。其次就是对理财方面的一些认识。理财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,你要看这个钱财怎么样运作,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,它们变动发展应该有一个规律,要了解这些。还有就是一种“克己”的精神,有钱不要马上享受,要拿来投资生息,往后享受得会更丰盛。这些都是民间的一些理念。

  我学儒学的过程是相反的。我做事做人都很正当,儒学比较深奥的东西我当时并不懂,我是事后反思得来的儒学知识——我为什么会有贵人来相助?反思一下,哦,原来我是无形中应用了儒学的一些原理。所以当我觉悟的时候,我已经有经验了。我觉得我是靠反思人生经验得来的儒学,所以跟很多人先知后做相反,我是先做后知。

  腾讯儒学:为什么选择在2007年开始致力于推广儒家文化?

  曾繁如: 2007年,我已经经营我的航运事业37年了。我们做事讲究有始有终,“始”是你自己自发的,你计划的,作为一个事业,要从什么做起,必须具备三个条件,大体上就不会有什么不良的结果了。

  哪三个条件?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“天时”——三年前我对儒学有了深层的研究;“地利”——没有一个地方比曲阜更有利的了;“人和”——要靠人培养出来,这方面我现在已经成为曲阜的荣誉市民,所以人和这方面也打下一个基础。

  我说有始有终,我在2007年就把生意结束,为什么呢?有时候人应该预测未来。同时,物极必反是有它的一番道理的。2007年船运的生意太好了,所以大家都在造船,大家造船会有什么结果,可以想象得到的——不久后一定是僧多粥少,没有那么多的货物给这些新船来运输,必定会引起不景气的现象。因为产能远远超过需求,这种情况必定要受到市场的惩罚。我为了避免受到市场惩罚,所以就把公司卖掉。事实证明我的预测是对的,卖掉之后就有精神、有时间来做一些有意思的工作。

  我看看做些什么呢?最好是文化方面的事业。因为我本身几十年的经验具备了某些条件,比如说在文字上,语言上,在广播方面我有一些很牢固的基础,而且做文化对于精神也很有滋养。所以就选定做那些文化事业,结果我就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已经具备了。

  腾讯儒学:您对于西方的古典音乐也是非常了解。但您为什么不去选择去做跟音乐或者其他的事情,而是选择投入儒学?

  曾繁如: 儒学是主要的一番事业。我们的曲阜儒学新院,“新”就是新的方法、手段传播儒学的意思,当然也是新成立的,其中我们要设一个音乐厅。我在年轻时候做播音主持介绍西洋古典音乐,现在我们再弄一个音乐厅,算是重操旧业,对我来说驾轻就熟。同时我觉得在国内有这么一个需要——这是我的眼光,对不对到时才晓得了——音乐本身陶冶性情,对于人的精神滋养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因素,所以我对这方面是有信心的,慢慢就会把这个音乐厅做好。我利用我年轻所学的翻译、广播、音乐,还有我人生经历中反思所体悟到的孔子的一些理念,综合起来,来重新开拓“儒学新院”这份文化事业。

  腾讯儒学:国内现在有各种儒学研究机构,儒学院、私塾、书院,五花八门,您怎么来看这个现象?以及您觉得自己的儒学新院如何从其中脱颖而出?

  曾繁如: 你刚才说“五花八门”,说中了问题的要点了!五花八门,如此众多的学院,但这么多年来,儒学是不是有好好地传到国外去了?你说有没有?做到相当有成就的地步,有没有?没有吧?

  大家都说,走向世界,可怎么走啊?你看“五花八门”都做不来,为什么没做到?其中有三个原因。

  第一,筛选。 儒学2500多年来,有很多东西是落后了,不合时宜了,有好些是根本说不通了。我这个话不是对孔子失敬,但毕竟过了2500多年了,虽然人性本身没有差很远,但制度、环境、经济、社会却差了那么远,有些当然行不通了。所以儒学要怎么样传到国外去,这要经过大力地筛选。大家有好好筛选吗?没有。我说好好筛选就是筛选到一个行得通的地步的意思,不是全套照搬,有没有考虑到外国人、外文界的人,他们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?他们不接受就没有用,一定要人家会接受,那你才传得过去,所以首先缺少“筛选”这一步。

  第二,翻译。 现在学儒学的热潮在国外渐渐兴起,不过大多数外国人还是看不懂中文,特别是儒家文化经典,这时就要经过一番翻译来传达。外国的文化跟咱们的文化迥然不同,你要怎么样利用他们的文化,了解他们的文化,了解他们语文表达方式,他们才会吸收?所以翻译要很通顺地翻译,太生硬的翻译他们还是看不懂,也表达不准确原义。要以他们的文化的眼光,他们文化的立场来对他们说话。所以,在“翻译”这方面需要一些技巧。

  第三,评论。 儒学的一些词句、一些章节是现代人们无法轻易了解的,要通过怎么样的评论,才能把现代生活、现代的思路连贯起来,让现代人更容易了解?这也很重要。

  所以正是缺乏这三样东西,儒学在国外的传播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。我就是在这方面要做一些工作,筛选、翻译、评论。

  腾讯儒学: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《论语》的?

  曾繁如: 以前对《论语》的一些理论有一些了解,但不是专门去攻读,后来发现里面有好多智慧,我觉得这个智慧应该是属于人类的,不单属于中国人,对整个人类都有裨益。所以这又提高了我的兴趣,我要把智慧的宝藏传给人类。所以我的《<论语>新论》筛选了《论语》中大约五分之一的章节,这些东西都是合乎人性的,因为孔子的学说就是提升人性,既然是针对人性,那么这些章句自然就具有普及性,因为人是大同小异的,就能够普及,能够得到更多人的理解。而且基于古时候的礼节、制度,外国人不易理解,但人性方面他们会理解。所以我的筛选主要依据“人性”这个原则。

  腾讯儒学:除了《论语》之外,还有哪些儒家的经典对您影响比较大?

  曾繁如:还有其他几部书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。我现在主要关注《论语》,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《论语》打通。这也不简单,因为做事要集中一点,才能做得透彻。

  腾讯儒学:您这个“透彻”怎么讲?

  曾繁如: “透彻”就是外文界——老外,还有外国的华裔人群,他们能够吸收,能够遵循,能够让这些智慧打进他们的意识里面。这就是透彻。

  腾讯儒学:您觉得为什么外国人需要来读《论语》呢?

  曾繁如: 外国人的社会太过偏重个人功利的方面,社会缺少凝聚力,同时资源所得也没有好好地分配。怎么样来改进这个社会?这是他们的文化里面所没有的,而且他们的社会所需要的。在这个方面,我已经有一些成就,这就是“推己及人、宽、远、深”,我把它叫做“曲阜精神”,其实就是孔子精神。

  “推己及人”是做人很根本的一个态度,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。其实基督教也有一句话跟这个很相似——“推己及人”可以延伸为金科玉律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——基督教说“己所欲,施于人”,是另外一个角度说而已,其实内容跟推己及人是一样的。基督教的认识更积极,我们这个是没有那么积极的。如果能够做到推己及人的话,人际关系就和睦了。

  英语管它叫golden rules——金科玉律。但“推己及人”还不够,要加上三个字,这就是“宽、远、深”。

  第一,关于“宽”字,孔子说过“仁”就是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,“宽”是仁的一部分。宽主要两大好处:一,人要宽宏一点,心怀要宽宏一点,这个好处就多了,无需赘言;第二,很实际的是视野要放宽,凡事以宏观的态度来看事物。为什么呢?今天跟2500多年前不同,今天某个地方发生什么事,有些很快就会影响到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,有些虽慢但迟早也会波及,这是现实。所以,你要把视野放宽,要把角度放宽,才能够看到事态的真相,所以要放宽。

  “远”也有两层意思,说起来也是很浅白。我提醒大家,有远见。做人做事都要有一定程度的远见,事物的进程,你不能太快给它一个定论,它有它的程序,你要由它好好经过这个程序你才会晓得这个事情是好还是不好,要看“远”。孔子有那么一句话,“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”。说到这里我稍微解释下,什么叫“近忧”。“近”是什么意思?眼前?不是!它的所谓“近”就是“到时”会有忧虑的意思。你现在看得不够远,到时你就会吃亏。孔子说话都有逻辑的,你要分析一下,人现在没有远见,就现在有近忧,这个话怎么说?没有逻辑的。它们彼此之间有联系的——近忧不是偶然的,缺少远见,到时候你就有近忧。我这个话当然有人可能不会同意,没有关系,我再研究一下,大家可以辩论一下。

  “深”,说起来也很浅白,你研究东西一定要深刻,看到底,不要太浮浅。“深”还有一个好处,孟子说“君子深造之以道”,“深造”是深深地修德的意思,“欲其自得之也”,你好好地修德,你就能够自得。我们大家做得痛快的事情,大家都有心得感受,心得就是自己达到目标了,快活了。

  这七个字,说明了孔子多方面的理念,大体上说明了孔子的学说,当然这还是很简单的概括。这句话大家都没有听过,因为这是两天前才启动的“曲阜精神”。为什么选七个字,因为仅仅这七个字就包含了相当广阔的范围,而且念起来有韵律,像一句七言诗那样的念法。怎么念?推己及人,宽、远、深。我们采用这句话当做曲阜的精神。因为这个东西你要人家听了看了会有感触,能够有一点激动才有用。假如不能激动人家的心怀,那就没有什么收效。

  腾讯儒学:从2007年到现在也过去七八年时间了,您所做的儒学事业的推广,《论语》的推广,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?

  曾繁如: 说到成果,这需要时间,需要一番努力,这就是我说的“远”字的意思。推广儒学之外,我还要引进高等的英语到国内来。所以,整体上,目前有一些成就,不过规模很小,因为才刚刚开始,在筹备中。我在澳洲推广孔子学说已经进行了一个时期,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已经开始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已经开讲过了,往后要利用这个平台向世界来宣扬,这个要按部就班,需要一些时日。

  腾讯儒学:您来自新加坡,上个月(3月23号)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逝世。李先生当年在新加坡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,被称为“新加坡国父”。很多新儒家的学者认为,当年亚洲四小龙,包括新加坡,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,儒家文化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一个作用。您觉得事实是这样吗?

  曾繁如: 儒学在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作用,但占不了你所说的那个地位。我们从1965年独立时候开始,无所依赖,很困难,那时候的经济发展,儒学发生的作用不大。它靠什么呢?那时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断绝关系——当然彼此之间通商,物品物流还是照样会有,不过新加坡已经是别的国家了。原本在新加坡驻扎的英军对新加坡经济也有一些帮助,但英军这时也撤退了。

  所以有点像临时抱佛脚,新加坡就开办速成班,来讲解做生意的一些基本技术。同时政府投资了一些事业,当时幸亏有几位管理企业的人才,我可以提出三个名字:一个是管理吉宝的——现在天津的生态城也是他们主管的——这是国营式的,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蔡佐德;还有一个是政府设立的一个机构,专门跟东欧这方面做生意——沈基文,他也管理机场;还有一个做航空的,是印度人,他们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贡献,这是新加坡的福气。

  当然新加坡的“国营”是国家拥有的意思,跟国内的“国营”不同,它国营的方式跟私人的方式没有什么差别,它的动因、方式、策略也没有什么差别,是按照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来做的。这是国家设立的大机构——当时是大机构,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不是很大。

  民间,因为新加坡的国民以往做些什么呢?土产买卖,当时跟印尼有一点过不去,因为马来西亚跟印尼之间有些对抗。就业的机会本来就很少,我本身也跑到香港去做事,问题是当时需要劳工密集的事业。失业的人太多,劳工密集就要靠跨国公司开办制造业吸收很多劳工。还有一点你们可能想不到的,当时大陆国内的动乱跟对新加坡也有帮助,有些投资商就到其他华人的国家去,其中也有很多人跑到新加坡。这些人的到来对新加坡有帮助。

  那时候民间生意的规模很小。华人有一些民间儒学的理念,在这点上比新加坡第二个民族马来人在生意方面占优势。因为咱们中国人做生意,一来“勤”,二来“俭”,这个已经了不起了,一个开源,一个节流,对事业就有帮助了;我们还有投资理财的一些观念,多少敢冒险;同时“克己”,又对后代的教育很注重。“克己”是一个因素——吃得不要那么好,喝得少一点,玩的少一点,这个资源留在后头,这样就能够投资,能够收到更大的利益。克己、积蓄对事业很有帮助,这并不是一些大道理,就是民间一些基本的理念。所以初期发展就靠公家的几家大公司,政府是直接做生意的,这在亚洲四小龙之中,新加坡是做得程度最大的。新加坡的这些部长们都要参与生意的策略——新加坡的吴庆瑞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,他的生意门路很实在,非常务实,他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。这几家公司的管理,他也有份,大家都靠这几家等于说是“国营”公司——它们是国家所有的,但它的营业方式却跟私营是一样的,所以生产力就符合市场经济的做法。生产力提高了,产值就提高了,这样渐渐发展,上了轨道,慢慢就蒸蒸日上,欣欣向荣了。

  所以新加坡经济的起飞,主要靠国营大公司的引领,跨国公司的投资,以及民间的一些传统理念——勤、俭、克己持家,等等这几方面才做起来的。

  关于儒学,新加坡在1980年代的末期也曾提倡儒学,不过那时对一些阻力没能好好地解决:第一,还是筛选的问题;第二,你不能走得太大步,华人不能有做领头的、做主要的角色,因为新加坡还有其他的种族,他们有他们的文化、他们的宗教,你不能让他们觉得有所威胁。当时对这些阻力没有好好地分析它,所以当时没有什么能够落实。当然,往后还是要提倡儒学,是有可能的。不过以过去的经验,这些阻力要好好解除,才能开导道路。(腾讯儒学 南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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